一、李稻葵拆分盘最新观点？

许多人一提到高回报投资，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非法集资，事实上，这是一个误区。我认真研究了拆分平台的模式，发现它的平台并没有进行资金的归拢、收集，即没有资金池，这就不符合非法集资的第一特点：必须要有集资主体。所以银监会发文，只能做风险提示，而不能对其进行定性。

二、李稻葵是李鸿章的后人吗？

 李稻葵不是李鸿章的后人。

       李鸿章是晚清时期重要的外交家和政治家，本名章铜，字渐甫、子黻，号少荃，李鸿章家族的后人有长子：李经方（六弟李昭庆的儿子过继给李鸿章），次子：李经述，小儿子：李经迈，女儿：有李经璹（李菊藕），孙子：李国焘、李国熙、李国烋、李国杰、李国燕、李国煦、李国熊、李国照、李国超。

   李鸿章家族中还有本人的长兄李瀚章、三弟李鹤章、四弟李蕴章、五弟李凤章、六弟李昭庆等，他的父亲为道光十八年（1838年）三甲进士。任刑部主事，历官员外郎、督捕司郎中，记名御史李文安，母亲为父亲同县人李鸿谟之女李氏。

三、如何看待互联网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互联网的发展对经济而言，绝大多数是起到促进作用的，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有很多新兴的发展机会和创业渠道，比如自媒体的发展，给多少人创造了赚钱的机会？以前辛辛苦苦赚钱的时代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已经被超越了好多倍，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互联网所提供的信息质量与价值观对一部分人也产生了负面影响，所以还希望互联网信息时代能够被正确引领，正确导向，不要走歪路～

四、如何看待互联网经济与实体经济？

一点浅见.

破坏性创新事物的发展的初期,是一种打破旧格局,旧垄断的力量,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互联网这种信息属性的创新,在具有"可贸易"属性的领域,因信息不透明,局域保护而形成的垄断,冲击是巨大的.

我国的互联网的破坏性发展,得益于几点:

1)低廉的人工成本和基础交通建设对物流行业的巨大助力.

2)巨大的外贸/内贸品的质量/价格差异,配合巨大的内需崛起.

3)在通讯领域,国家不断投入建设基础设施,同时提速降费.

4)pc,互联网,移动通讯网,智能终端,几波产业红利全部赶上了.

5)以前的市场环境较糟糕,互联网领域监管不严且监管难度大.

6)高等教育的普及,就业方向狭窄,造成工程师红利.

但是互联网领域现在已经逐渐形成寡头格局,能欺负的"软柿子"都欺负得差不多了,"硬骨头"也不是单靠技术和市场需求就能啃得动的,对"权威"的态度越来越暧昧,自己也俨然成了"权威".这就表示这个行业正在从破局者转变成为收割者.

我们已经看到互联网在其已经形成垄断的领域开始做垄断的事情.比如百度可以谁给钱多服务谁,滴滴可以比出租车等待时间更久,费用更高.facebook的信息安全问题甚至影响到了大选.寡头们可以利用资金优势去收购或者压制后来者,而自己作为信息垄断的媒介,吃掉以前传统传媒/中介的蛋糕.

我们现在只看到经济全球化对国与国之间的影响.互联网对国内各地区的影响,和全球化对各国家的影响类似,同样是一次经济格局的重塑,"可贸易"商品的生产,渠道,宣传,都可以是异地的,也就意味着可以是全国性的,可以集中度越来越高.而本地的商业将变得更偏向"不可贸易"的属性,比如电影院越来越火,商场变得越来越像游乐场,旅游区人山人海. 但是相应的,没有全国竞争力的"可贸易"商品的本地企业,会越来越不好过.地区间的竞争基本就是在拼区位和交通优势,跟交通相关的基建项目大规模上,然后去上面要些政策,再出些本地的政策,希望扶持培养一些更具全国或者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实在培养不出来,拉一些实力企业把工厂开在本地也可以.现在实体经济无非就是这些套路.哪有那么多成为独角兽的机会给各个城市分啊.也许东北的衰落就是这种地区间贸易"逆差"导致的.

现在互联网又开始线上结合线下,搞理财,搞新零售,智能超市,智能4s店,把消费品流通领域的最后一个环节的利润也想吃到.可以想想,工资发到银行卡,转成余额宝,去路边马云的智能超市买东西,所有的环节都被互联网公司掌握,除了把货上架需要本地的人工,所有环节都在虚拟世界和异地完成了.人工智能,人脸识别,定位追踪,呵呵,真到那一天,现实中的隐私权将无可保障.另外,所谓人工智能无非是算法,是算法就可以作弊,垄断一旦形成,将美好的希望系于别人的良心,是痴人说梦.

互联网行业的前景是光明的,被管控被监督是不可避免的,实体结合互联网,结合新的技术进行产业升级也是必然的,落后的实体被淘汰,集中度越来越高也是必然的.与全国商品和服务竞争的企业,要么做大做强,要么就半死不活.立足本地服务的企业暂时还是安全的.但未来可以预见的是,地区间的差异,阶层间的差异,会越来越大.

至于美国日本的情况我并不了解.我想美国的选民对中国误会比较大.资本/交通物流/互联网/贸易/人工智能的发展,必然造成产业集中度,区域集中度越来越高.落后地区和底层的居民会离生产流通环节越来越远,只剩下消费的欲望,越来越难以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当然,全球化和中国的崛起,大大加速了这种趋势.

五、如何去看待互联网共享经济？

谢邀。

互联网共享经济，分为互联网和共享经济两个词语，共享是共享经济的基础，互联网为共享经济提供跑道。

本质上共享的概念，是我有，我用不着，我借给你，你给我价值（钱、物）。

或者说，我用不完，你刚好需要，我们一起用，你给我价值（钱、物）。

我有车，我上下班都一个人，我用不完，你刚好需要（出租车不够用），我们一起用，你给我钱，如uber、滴滴。（多一句多的，我认为滴滴是没有护城河的生意，即使是老大了，但是美团参战，易到神州还是敢参战，你是老大又如何）

我有房，我偶尔住，我用不完，你刚好需要，你借给你，你给我钱，如airbnb。

这是共享的最初出现的契机，套用这个契机，其实共享这个概念在我们生活中比比皆是（比如共享LP？...）。

互联网和经济两个词要连起来，互联网为大量共享方和被共享方提供了平台，使共享方与被共享方抹平了信息鸿沟，此为互联网共享。

经济不是金钱，一个人赚钱叫金钱，很多人赚钱叫经济，经济需要有规模效应。因为大量的共享方和被共享方入驻平台，就形成了互联网共享经济。

用这个最基本的概念我们不难发现，共享经济本质上能够解决使资源提高利用率，是好事。

不过，经过这几年的发展，这个最基本的概念好像变了味。

变成了：

你需要，我购置，借（共享）给你，你给我价值（钱/物）。

或者是，你不需要，我购置，借（共享）给你，你给我价值（钱/物）。

共享雨伞、共享板凳、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宝、共享马桶、共享空调。。。

上面说，你需要，我购置。

这里面就存在这一个基本的金融逻辑，我购置单价为1000元，借给你一次你给我1块钱，我要借出1000次，才能收回成本，但可能维持不到1000次就废弃了，或者根本就借不到1000次。

而又因为做的是共享“经济”，要有规模效应才行，所以需要大量购置，1000元的单价可能购置100万个，1000元的单价可能购置1000万个，这就出现新问题了，1个可能能够借出1000次，但是100万个能借出1000000000次吗？

共享单车是最好的例子。

那么资本为什么疯狂呢？

前有滴滴，后有共享单车，再后有共享充电宝。

因为想象力，资本算账就是这么扯淡，赚钱不赚钱只是财务模型的一个要素而已，没有可以用数据来补，比如滴滴：把市场占有了，即使不赚钱，但是我有用户数据，我知道一个人每一天的行动轨迹，我能够慢慢的为这个人提供更多的服务，或者送个外卖先...

当然，除此之外，好的故事是有接盘侠的，资本也不怕。

回到主题，如何看待互联网共享经济？

长期看好，短期看坏。

大浪淘沙，总有一些靠谱的互联网共享经济满足供需平衡，且提高闲置利用率，靠忽悠、靠最风口、靠最热点的那些不靠谱的互联网贡献经济，总会被市场淘汰。

六、从经济学角度如何看待互联网金融引领的消费信贷潮流？

供给有限但是需求强劲，消费信贷潮流不可阻挡

七、如何看待互联网对我国农村经济的带动作用？

农村经济的问题很多，特别是农村的贫困人口多，解决起来的难度很大。中国的减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今年的疫情和国际问题，导致实现“7000万农村贫困人口如期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的任务面临严峻挑战。

自1986年扶贫开发以来，经过34年的努力，我国的扶贫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以2300元的贫困线为基准算，目前还有8200万的贫困人口。

传统的粗放式扶贫方式已无法满足现实需求，“互联网+精准扶贫”成为扶贫工作的当务之急。我国农村网民规模达2.25亿人，占全国网民总数四分之一，互联网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尤其对扶贫工作的进展，已具备巨大的影响力和推动力。

我认为：无论是专项扶贫、行业扶贫，还是社会扶贫，“互联网+开发式扶贫”模式，都可以嵌入其中、提升效率和激活动力。

所谓“互联网+开发式扶贫”模式，就是借用互联网在生产要素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引入市场机制的同时实现融合创新、重塑扶贫体系和结构，激活贫困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创造更多的市场机制，最终达到平等和共同富裕的目标，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

这种扶贫方式将互联网的潜能用到极致，讲求投入产出效益，能够达到扶贫成本低、扶贫效果高的效果。主要体现在两条路径和四种典型的方式：

一是用互联网技术，对贫困地区的传统产业进行引领和赋能，实现产品和服务的数字化转型，激活市场需求和经济活力；

典型的方式：电子商务扶贫、互联网金融扶贫等；

二是重新定义和设计数字平台，加速贫困地区数字化建设。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等技术，实现精准扶贫的体系建设和效率提升。

典型的方式：互联网+扶贫工作模式、互联网+政务民生等。

一、电子商务扶贫

2015年11月，在《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中，将电商扶贫作为产业扶贫的重要渠道。此后，电商扶贫的重要体现就是：电商技术+当地特产，基于电商平台帮助贫困地区获取信息、销售农产品、切实提高贫困人口的收入。

商务部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贫困县网络零售额达2392亿元，同比增长33%，带动贫困地区500万农民就业增收。据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农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章文远介绍：为了实现电商扶贫，必须要有体系支撑。

首当其冲的就是基础设施建设。互联网、交通、电力、物流和仓储等基础设施建设是投资重点。截至2020年6月底，全国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100%通硬化路，贫困村通光纤比例从2017年的不足70%提升到98%，有96.6%的乡镇设立了快递服务网点，832个国家级贫困县全部建立了电子商务服务中心，实现贫困地区县、乡、村三级农村电商管理与物流配送网络全覆盖。

其次为贫困地区量身定制特色产品。如陕西柞水木耳、甘肃礼县苹果、云南西盟山林百花蜜等；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制定产地认证、质量追溯、冷藏保鲜、分等分级、产品包装、冷链物流等环节标准；开展“名特优新”“三品一标”“一村一品”等农产品认证，实施电商扶贫产品的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使电商扶贫产品满足市场质量要求。

最后是健全服务支持体系。一是基层扶贫队伍带动，通过组织贫困人口参与电商扶贫，让贫困户了解并分享技术进步带来的红利。二是银行和支付平台在小额信贷、支付方式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为电商扶贫发展提供动力。三是电商协会等社会组织发展，为贫困户提供电商产品集货、分级包装、品牌营销、物流配送、售后保障等规范化服务，支持电商扶贫行稳致远。

介绍一下最近的案例：

一个是今年7月10日，湖南省扶贫办表示，为助力脱贫攻坚，省扶贫办、省商务厅、省农委、省食药监等指导监管开发了湖南电商扶贫小店，自上线以来，湖南电商扶贫小店已帮助全省7万余人线上开店，总交易额突破2.3亿元。

资料显示，湖南电商扶贫小店是一个基于微信平台多公众号数据共享的社交电商平台，可精准覆盖种养大户、贫困户、电商企业负责人、农村电商能人等群体，并通过一站式线上开店方式，帮助贫困乡村解决农产品上线销售问题。

农户(贫困户)可通过微信平台一站式开店，成为湖南电商扶贫小店店主后，即可在平台上自行上传、推广、销售自产自销的农特产品、特色手工艺品、生活用品等。在发货方面，订单成交后，产品可通过服务站代发，平台将承担客户服务职能。

目前，湖南电商扶贫小店已成功打造了芷江水晶桃、湘西猕猴桃、新化白溪豆腐、辰溪宫川蜜橘、江永香柚、麻阳冰糖橙、安江冰糖柚、洪江黄金贡柚等爆款产品，并与10余家贫困地区优质农产品基地供应商达成合作。

另一个案例是：8月8日晚间国务院国资委、腾讯微信联合8家央企的小程序直播成绩。该场次活动持续5小时，最终网友下单近3万单，共为贫困地区带货总额1129万元。

为了快速而有效地助农扶贫，微信协助央企电商联盟搭建了“央企消费扶贫”小程序。基于小程序，国务院国资委在8月8日晚18:30，联合中粮集团、中国海油、中国旅游集团、国家能源集团、中国建筑、东风公司、国家电网、中交集团8家央企，在北京电视台主持人春妮的加盟下，开展了主题为“百县百品央字号——三区三州企业电商扶贫日”的小程序直播，对8个贫困地区的农产品进行在线直播带货，并安排了多轮抽奖环节及优惠活动。

本次直播选品包括藏黑猪午餐肉罐头、有机草莓果酱、高原小扁豆在内的51件商品。这是8大央企通过助农小程序“央企消费扶贫”进行的88智慧生活日助农扶贫主题直播，除此之外，在88智慧生活日期间，微信支付还与京东、苏宁易购等联手，通过微信支付商家消费券小程序组织助农专区，并发起多场助农主题小程序直播。

传统扶贫的方式常常落入单向给予的套路，最终治标不治本。如何利用科技力量更有效地扶贫，成为一项被关注的课题。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发布的《2020微信县域乡村数字经济报告》中介绍：

在微信开放的产品生态，20000多多扶贫公众号及近3000多的小程序大量涌现，在推动我国扶贫公益的同时，更为乡村扶贫拓展了新渠道，搭建起崭新的线上交易链，基于微信12亿月活生态，为贫困地区的农产品连接更广阔的市场。

二、互联网金融扶贫

互联网金融是互联网对金融行业的革新和赋能。扶贫大业需要资金和便利的支付手段，但传统金融单纯依靠线下银行贷款扶持和交易，效率极低。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不健全，三农融资难、融资贵等城乡二元金融结构问题仍然存在。

根据《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报告（2016）》提供的数据，在“三农”领域平均每增加1元贷款，可以增加人均收入0.2018元，贷款1.1万元，其收入增长相当于增加1个外出务工人员给家庭带来的人均纯收入，或人均增加3.2亩耕地带来的纯收入。

互联网金融扶贫这些年开始逐一打破僵局，自2016年以来，大量互联网金融平台开始涉足“三农”业务。其中业务范围内包括“三农”业务的P2P网贷平台达到335家，专注“三农”领域的P2P网贷平台达29家，较2015年约15家的数量增长近1倍。据中国社科院财经院互联网经济研究室主任李勇坚等人的观察，至少有翼龙贷、蚂蚁金服、京东金融、理财农场等9家互联网金融平台在“三农”领域的交易额超过10亿元。

作为金融中重要的支付环节，微信支付表现亮眼。《2020微信县域乡村数字经济报告》显示，微信支付作为首选支付方式在县乡用户中的使用比例已高于城市用户，数字化支付方式进一步下沉，实现了金融普惠；同时，基于微信生态能力，数字化扶贫展现了明显成效，特别是助力“三区三州”国家深度贫困区加速繁荣。

得益于微信持续下沉，微信支付也逐步覆盖到县域乡村。根据报告数据，在乡镇及农村，首选微信作为支付方式的用户占比达78%，在县城占比高达83%，均高于城市用户的76%。

数字化也已下沉到“三区三州”（“三区”是指西藏自治区和青海、四川、甘肃、云南四省藏区及南疆的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喀什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四地区；“三州”是指四川凉山州、云南怒江州、甘肃临夏州”。）等国家深度贫困地区，从而助力攻克“最后的贫困堡垒”，打赢脱贫攻坚战。

根据报告，2019至2020年1-8月同期，“三区三州”的微信支付小商家数量累计增长91%，其中，在2020年4月，“三区三州”的微信支付交易笔数超过历史最高值，先于全国实现商业复苏。也正是基于微信平台的数字化能力，中国县域及乡村的基础商业展现出强大的内循环动能和自愈复苏能力，加速摆脱疫情阴霾。

三、互联网+扶贫工作模式：

借助互联网的力量打破扶贫工作固有的传统的工作模式、提高效率、增加透明度、加强监督力，利用大数据的力量监督和检查扶贫的效果和成绩。这是一个不可抵挡的趋势和力量。

以微信为例，迄今为止，扶贫、助农相关的小程序共有2631个，同比增幅达到50%；扶贫助农的公众号达到了19748个，同比增幅31%。

通过建立微信端的扶贫公众平台，工作人员能以文字、图片、视频等形式发布最新扶贫政策、法律法规、工作动态、工作成效、先进经验和公益服务等信息，及时关注并答复广大用户的留言。确保信息公开公正透明。

还能建立实施追查汇报工作机制，不定时考核进村工作人员的上岗情况，了解工作业绩，实现督查实时化。营造出人人关注扶贫、人人支持扶贫、人人参与扶贫的良好的氛围。

在信息获取方面，县域及乡村用户最关注政府服务类、新闻资讯类、兴趣爱好类等类型的公众号，有超过半数的26岁~60岁的用户都关注了政府服务类公众号。

四、互联网+政务民生：

通过微信，政府与民生事务、人与公共服务之间正在建立新的桥梁，数字化工具穿越了大山大河，让县域及乡村甚至更偏远地区的用户也能享受到“掌上办理”的移动电子政务服务的便利，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基层服务的效率，节省了办事成本。

政务服务正快速发展、加速覆盖。微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0年微信政务小程序总量已超过6万个；政务小程序累计服务人次近360亿次，较2019年同期增长超过5倍。

根据报告数据，浙江、海南等省份的县域及乡村用户使用微信支付做政务缴费的比例最高，政务服务的数字化水平已经不完全与经济发达水平挂钩，内陆省份也能实现弯道超车。此外，基层用户使用微信办理政务主要集中在社保查询、公积金查询、证件办理预约、税务服务、公证申办等高频服务领域。

与此同时，根据报告对拥有微信的用户调研，全国县域及乡村用户用于微信支付的月平均金额达到2650元。其中，湖南、西藏、广东、云南、贵州的县域及乡村用户最爱用微信进行生活缴费；县域及乡村用户使用微信进行医疗服务主要用于预约挂号、医疗费用结算、医疗卡绑定等。

在生活方式方面，县域及乡村用户习惯用小程序进行交通出行、获取新闻信息、网络购物等，通过小程序“智慧出行”已成为常用的操作。

在信息获取方面，县域及乡村用户最关注政府服务类、新闻资讯类、兴趣爱好类等类型的公众号，有超过半数的26岁~60岁的用户都关注了政府服务类公众号。

总之，作为精准扶贫和开放式扶贫的核心力量，互联网肩负着7000万人口和832个贫困县的脱贫摘帽的重要使命。以技术和平台两种路径，以电子商务扶贫、互联网金融扶贫、互联网+扶贫业务模式、互联网+政务民生等为代表的四大扶贫方式，借助互联网的优化资源配置和跨界创新的核心作用，一定能帮助政府顺利完成扶贫攻坚任务，如期完成小康社会的建设。

THE END

八、如何看待当今的互联网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发展性以及可持续发展性？

互联网可作用于实体经济的每一个环节

互联网本身的开放性、包容性、创新性、渗透性、全球性等特点使其成为公共创新平台。实际上互联网本身会有产业，但是我更看重互联网作为一种通用工具的作用。消费应用领域，开始时企业进入的门槛比较低，所以互联网首先会在消费领域广泛应用，但是肯定会进入到实体产业里，所以说传统产业的互联网渗透肯定会发生。

产业一般有很多环节，比如市场营销环节，互联网的技术可以渗入。大众汽车委托中国联通，从用户通信数据里分析一下什么年龄段、什么收入层次的人喜欢买什么样的车型、喜欢什么品牌、对车的内装修有什么要求？一般市场调研不见得能做到，但中国联通有这些用户数据，虽然不能把原始数据拿出来，但通过分析，可以给大众汽车提供了一个咨询报告。

在产品设计上，互联网也可以助力产品设计。比如浙江大学和杭州汽轮机厂合作，先在网上做，再仿真，这样可以加快设计过程。据丰田菲亚特、尼桑这些国际汽车品牌估计，网上设计和仿真大概能加快产品开发速度的30%-50%。大多数中小企业是没有设计力量的，重庆有一个猪八戒网，架构了一个500万的中小企业和设计者之间联系的平台，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有设计师响应企业的设计需求。这实际上把设计资源进行了跨地域地分配。

在生产制造过程，互联网也可以发挥作用。如印地毯，比较厚，印出来地毯的花纹容易变形，通过传感器和后台软件分析自动校正这个花纹，再往上印，这样印出来的产品质量就很好。常州有一个手机壳加工厂，别看手机壳很简单、很光滑，刀具做不了几十个手机壳就会磨损，不换的话质量就得不到保证，如果提前换，刀具利用率就低。通过实时传感器大数据分析，可以很好把握刀具什么时候坏，这大大节省了成本。

在运维管理方面也需要信息化的应用。三一重工出厂了很多施工机械，施工机械究竟每天开工怎么样，决定明年市场好坏。如果卖出去给用户用的施工机械今年开工不足，明年想再卖可能性就少了。而信息技术一方面可以检测开工量、判断市场，另一方面可以及时地发现是不是有机械要提前维修，避免客户的损失。所以互联网在运维上也有很好的用处。

在生产组织上，青岛红领通过大数据积累了很多西服样式库，用户可以在里面选择修改设计、选择面料；企业收到你的订单后，自动排版、剪裁、个性化生产。虽然个性化组织生产成本比批量化要高10%，但是这样一件西服卖出来价格可以比一般贵一倍。过去需要按用户规定量出尺寸，现在手机正面、侧面拍一下，再把身高标上去，合身的衣服就出来了。

物流管理上，一个贵阳的企业，把几百万货车司机和50万货车车主在平台上关联起来。过去货物从贵阳运到北京，来时有货，回程是空车。现在通过智能配货，一年能给司机节省500亿的燃油费用。

产能配置上，现在都说产能过剩，阿里搞了淘工厂，把很多服装生产企业和服装设计师结合起来。有很多服装设计师有创意，但本身没有生产能力，很多服装厂有生产能力，但是没有订单。淘工厂把它们配起来，让资源得到很好地应用。

售后服务上，沈阳机床厂的I5智能机床，现在不卖，谁需要试用，可以把这个机床拿去，按使用小时收费，把客户的初始投资成本省了，完全以服务支撑。

互联网在实体经济里的每一个环节都是可以有作用的，关键是怎么把它用好。

如何可持续发展

第一，人才。我们需要两栖人才，既懂新的技术，又懂传统产业。国外怎么样？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是想去买一些技术来，自己转型。波音公司在设计生产飞机用了8000多种软件，市场上只买了1000种，7000种是自己开发的。通用电气公司是生产发动机的，可是做软件信息服务的收入远远超过卖发动机，人家是大企业转型，转型完了，具有两方面的人才可以做推动“两化”（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而中国在这方面现在是有缺陷的。

第二，技术服务。我们不但缺技术，但更重要的是缺少一种第三方的服务，帮助企业改进技术。我认为，未来的产业，生产型服务业可能比本身生产产品来得更重要、影响更大，这方面我们与国际相比也有差距。

第三，安全。我们现在整个企业不连网还好，一连网，如果信息安全没跟上，最后带来的危害就更大。而这方面不能仅靠企业本身，还得有国家强有力的安全支撑。

第四，改革。凡是转型都会产生新业态，如果我们用老规矩去管，肯定是要把它扼杀掉的。一些新的业态用老的规矩去管，可能是有问题的。我们要推动企业转型，首先政府要转型，有没有政府创新，是我们“两化”融合的关键。

第五，法律。如果没有相应法律保障，很难推动“两化”融合。这里有很多新的法律法规问题，包括数字交易诚信环境如何建立等，否则数字化以后，整个过程很多时候是智能化的，诚信保障很重要。